我的沙与沫

现在排号最常见的就是银行和医院，两者的不同是去银行是理财，去医院是破财。

现在排队最常见的就是车站和医院，两者的区别是去车站可能是为了回家，去医院是为了不回家——老家。

    作为中国的乳*房，中国的乳*房最近很是不妙。

    什么原因？待我拨开外衣，细细分解。

    首先，中国的乳。三聚氰胺真不是东西，明明是毒素，非要假扮蛋白质，混进婴幼儿奶粉，又混进液态奶、巧克力等物，堵塞婴儿之肾，为害相当之甚。三鹿集团更不是东西，知假造假，欺上瞒下，见利忘义，草菅人命，实在该杀。

    现在乳品市场仍在整顿，广大人民仍然草木皆兵，什么时候好起来？我们可以等着，但孩子不能饿着，尤其是那些尚在襁褓的婴儿，他们（确切地说是它们）的胃口还没练好，不能喝小洋人妙恋，不能喝爽歪歪乳娃娃；他们还没长牙，所以不能吃旺仔小馒头，不能吃盼盼法式小面包。网友笑话说：旺仔小馒头也是馒头吗？我觉得，只要挤不出奶，就是小馒头，就像没有馅的包子，就属于馒头。

    其次，中国的房。美国次贷真的很次，飘洋过海，刺到了中国。股市明显暴跌，房市暗自下降，老百姓买涨不买落，结果，地产商哭，业主哭，还闹，还砸。万科在杭州砸房价，业主在杭州砸万科。李嘉诚说，房价上涨时不会死人，但下跌时一定会死人。奥运期间，杭州一老兄在鼓楼捅死老美，上海一老兄在埔江烧死自己（也叫自焚），死人了，网友们说，准是房子闹的。

    现在中国的房市仍不景气，广大人民对房事仍不感兴趣，什么时候好起来？我们可以等着，但长大的孩子不能等，尤其是那些已过青春期，未到更年期的男孩子，没有房子，未婚妻是不干的。对她来说，一个男的再能干，没有房子也叫不能干，男的不能干，女的就不干。女的不干，男的就结不了婚，老人就抱不了孙子。瞧瞧，房子就是这么重要，阴差阳错，千丝万缕，竟然会成为创造下一代的肥料。

    分解完了，还得合起来说。乳是大事，房是大事，因此乳*房成为大事。中国的乳*房出现问题，影响的是中国的未来。有关医生和护士应该出来管一管了，否则，中国人多可怜啊，饿着肚子，露宿街头，还得发自内心地说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很自豪；还得真情实感地写，我们中国地大物博，人杰地灵；还得不厌其烦地唱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

    最后汇报一下，作为一介布衣，我目前乳*房良好，液体奶早断了，偶尔来点酸酸乳，喝得不多，排水系统工作正常，有时稍有滞涩，乃是前列腺所导致，与三聚氰胺无关。房子虽然小了点，但还能闪转腾挪，我虽然不是金鸡，但有独立卧室，独立书房，独立卫生间，独立厨房，有一只凳子坏了三条腿，目前也在独立。

附：可怜的博客中国，居然屏蔽了rufang（请翻译成汉字），害得我在他妈的rufang中间加上一个*！虽然rufang天生一边一个，但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源，怎能如此分割？要知道，这不是金瓶梅，也不是肉蒲团，没有饭岛爱，也没有av女优。让我这样打上一个* ，和打马赛克有何区别？你把你妈的rufang当成了什么！难道你妈喂你吃奶的时候，一直在旺仔小馒头上蒙着一层纱布吗？

一百年前

你不是大刀王五

就是燕子李三

八

    一个清晨，我和张丽英结伴，踏上了通往黑狼口的羊肠小道。露水未退，直击裤腿，我们每人骑辆二八自行车，在青纱帐中穿行。

    我的车是红旗，张丽英是永久。张丽英的个子矮，放在车座上，脚要用力去够脚蹬子，够完左边够右边，只有如此循环往复，车轮才能滚滚向前。这样一来，张丽英骑车的姿态十分滑稽，左来右去的，我一看她就想笑。但看见她努力的样子，我就不得不忍住笑，问她：“你咋不骑个二六的？”

    她满头大汗地扭过头，说：“我们家奏这一辆车。”

    之后，我就一直低头骑车，她也再没有说话。尽管路是熟悉的，但我感觉很陌生，这一路骑了很久。一路上，我的脑子很乱，想的是我们村的贫穷，我们未来的渺茫。我还想着，在我和张丽英走出村口之时，和考上“大楼”的几个同学偶遇的情形。

    那时我和张丽英推车走着，和前来送行的我爷爷、她爸爸聊着闲天，刚出村口，就碰上了他们几个。他们几个也推着车，由各自的爸妈陪着，从另一条巷子出来。根据彼此的路线，我们不可能相遇，他们向西奔县城，我们去黑狼口，往东走。于是，我们两拨人就在村口站着，相隔几十米，偶尔远远看上一眼，似乎目光相对了，又迅速把头扭开。

    其实，我们在初中时都是极好的朋友，从小到大，玩过游戏，也打过架，但是转眼又抱成一团。而现在，仅仅一个暑假之隔，我们之间已经极为陌生。聊天也是可以的，可是说些什么呢？

    “大楼”的人和黑狼口的人说什么？黑狼口的人又和“大楼”的人说什么？大人经常说，孩子们还不会聊天呢。的确，聊天是大人的游戏，哪怕句句是假话，也可以声情并茂地聊上半天；孩子就不行了，如果没事要说，也就无话可说。

    一次中考，一个暑假，如同一次审判，一个刑期，把他们判给了“大楼”，把我和张丽英判给了黑狼口。这情形如同一次小升初把我判给学校，而把李秀敏判给服装厂一般：我和李秀敏当初无话可说，他们现在和我也无话可说。

    这情形还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《故乡》，闰土和迅哥是何等的两小无猜，曾经是何等的快活。但是命运的变迁，让闰土变成一个傻子，磕磕巴巴的，只会喊“老爷”。

    我当然不是闰土，对面也没什么老爷，于是我和张丽英在村口站了一会儿，听着长辈们的唠叨，做着莫须有的承诺，然后就上路了，头也不回。

    如果仅仅是想这些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我在回忆这些情境的时候，还做了一些大胆的假设。比如，假使我在他们的行列里，我会用怎样的目光看待张丽英？假使他们也将奔赴黑狼口，我们将会怎样地高谈阔论？

    我就这样想着，骑着，慢慢发现前后左右和我们相似的学生越来越多。我们所有人的情况几乎都是一样的：穿着新衣服，骑着自行车，车后架上捆着铺盖卷，前车把挂着网兜，里面装着脸盆和饭盒，遇到颠簸，与车把相撞，丁丁当当作响。

    很显然，这些人的目标都是黑狼口。我和张丽英很快融入这支自然形成的骑行队伍中，我发现大家彼此都很好奇，我好奇地看别人，别人也好奇地看我。有人看着看着，还会给出笑脸，发出笑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这些笑脸和笑声居然都是送给我的同伴的，当然，我觉得送给我的同伴，就是送给我。

    我看了一眼张丽英，她还是那么努力；于是，我稍一用力，就很轻易地甩开了她。甩开了张丽英，也甩开了那些好奇的目光和哄笑，我很快就觉得，仿佛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舒畅多了。

    不过，我没能把张丽英甩得太远，也没能舒畅多长时间。因为，黑狼口已经近在眼前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七

遥想13年前，我刚刚三岁，我们谭家祖坟莫名其妙长出蒿子，赵瞎子放言此乃富贵之象，预示我们谭家要出状元。可是4年以后，我的小学成绩让赵瞎子背上胡说八道的名声，在我爷爷那里更是威信扫地。然而13年后，由于我即将进入黑狼口，距离大学仅有三年之遥，竟让我爷爷重新想起了赵瞎子这个人，也重新拾起了沉寂已久的谭家状元梦。

谭家状元梦，也终于重新落在了我这个“长子孙”的头上。此时，我的弟弟正上初中，我叔叔们的孩子正上小学，从他们的成绩丝毫看不出状元的痕迹，所以我想，我爷爷对我重新抱起希望是正常的，当然，也是无奈的。

不过，我爷爷显然是个乐观的老头，谭家状元梦的回归，足以让他快乐度过每一天。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基本素质：得过且过，不得过也得过，因此，每个像我爷爷这样的老农都是乐观的。到了这把年纪，他们看淡生死，随遇而安，炸两个蚂蚱，饮一杯小酒，哼几句小曲，就安度了晚年。

我爷爷今年73岁，骨瘦如柴，但是身体很好，一天到晚不闲着，冬天拾荒，夏天打草，一路颤悠悠地走着，仿佛身边的桩桩件件都是人生乐事。我爷爷喜欢哼小曲，这在我们村里是出了名的。年轻时候，我们村里有评戏团，我爷爷能文善武，小生唱过陈世美，武戏扮过武二郎，某年除夕，他老人家还演过小偷时迁，一溜跟头翻出去，举村皆惊。

待到上了年纪，不再唱戏，我爷爷爱上了地方曲艺京东大鼓。只要在路上走着，你就仔细听吧，我爷爷嘴里肯定是翻来覆去那一句：“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朝霞铺满了半边天……”然而自从再次拜访了我们村的奇人赵瞎子，我爷爷口中的小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，腔调变了，词儿也改了，至于改成了什么，我们村几乎没人听得懂。不过，那新的腔调甚是好听，没过多久，这曲子就在我们村里流行起来，妇女们哄孩子唱，男人们打扑克唱，小孩子上学放学的路上也唱。腔调总是那个腔调，但词儿却是五花八门的，随心所欲的。

我爷爷的新腔调究竟是什么？以后很长时间里，这都是一个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村年纪最大的老头“磕巴老四”死了，葬礼上吹吹打打地吹出了相同的腔调，这个谜底才揭开。我们村有个老娘们问吹打手：“你吹的这是啥？”

年轻的吹打手说：“喇叭。”

“放你妈屁！”老娘们笑着说：“我还知不道是喇叭，我问你吹的调子是啥？”

吹打手憋红了脸，乖乖地说：“我吹的是黄梅戏，女驸马。”

老娘们说：“词儿是咋唱的？”

吹打手犹豫了一下，唱道：“为救李郎昂昂离咦咦咦家园安安安，谁料皇榜昂昂中状元安……”

谜底揭开之后，我越发深刻地理解了我爷爷的良苦用心：他表面上大大咧咧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实际上，他的“谭家状元梦”做得极为辛苦和虔诚。

我爷爷就这样哼着驸马曲，做着状元梦，颤颤悠悠地走着，把他的“长子孙”送上通往黑狼口的羊肠小道。